黄隆生，清朝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年）农历二月十八日出生于台山斗山镇六福村委会洞洋村，他少年时代去越南河内，先学做鞋，后学裁缝。由于技艺高超，成为河内有名的裁剪师，开设了洋服店。后加入兴中会。
１９２４年８月，孙中山先生为了统一广东财政，决定成立中央银行，任命宋子文为行长，黄隆生为副行长，发行货币。中央银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金融方面逐步站稳了脚根。１９２７年３月，黄隆生批准贷款给陈炳权筹办私立广州大学。同年９月由于蒋介石下野，谣言四起，广东发生金融风潮，有人在南堤二马路中央银行放炸弹，中央银行一度停业。１９２８年１月李济深主持广州政治分会，黄隆生被委任为中央银行行长，同年３月１０日复业。为了树立信誉，黄隆生下令封存中央银行部分纸币，又布告在３月底前各商号工厂可用纸币缴交历年所欠的税款，使中央银行业务趋于稳定。１９２９年３月１日，中央银行改称广东中央银行，黄隆生续任行长。１９３１年任广州中山纪念堂管理委员会委员。１９３４年任国民党中央革命债务调查委员会委员。
１９３９年，黄隆生在广州逝世，葬在广州市兴中会坟场。据《广州市东山区志》记载，该坟场位于在先烈南路２５号，占地数亩，绿树成荫。坟场建于民国１２年（１９２３），坟场前建一黄色牌坊，上书“兴中会坟场”，其左下方嵌有黄大汉等于民国２６年、民国２９年所立“革命元祖兴中会先进坟墓碑记”、“兴中甘泉”两方石碑。入牌坊，有一镌“元祖兴中会坟墓”的方形石柱，柱座刻铭以记建立坟场的发起人名单及缘由、经过。墓地自东而西呈“一”字形排列，依次葬有兴中会会员潘嘉、宋绍殷、宋居仁、甄壁、甄吉庭、黄璧华、黄隆生及夫人、黄桂月女士、林永伦及妻何氏、宋少东、林海山及妻郑氏，各墓形状不一。１９８３年８月１３日，该坟场成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中山装是上世纪５０—８０年代初中国男子的主要服装，时至今日，仍可在一些中老年人身上看到中山装，而由中山装演变出来的时尚服装，更是数不胜数了。之所以取名中山装，是因为这种服装是孙中山先生设计的。关于“中山装”，《中华文化习俗辞典》记载说：“孙中山参照中国原有的衣裤特点，吸收南洋华侨的‘企领文装’和‘西装样式’，本着‘适于卫生，便于动作，易于经济，壮于观瞻’的原则，亲自主持设计，由黄隆生裁制出的一种服装式样。”而１９９５年出版的《广东百科全书》记载黄隆生为越南华侨社会活动家、孙中山创立的中央银行第一任副行长、中山装的设计者。可见流行于世的中山装，与台山乡亲黄隆生有着非同寻常的渊源。日前，记者来到黄隆生位于台山的故居，通过收集散布在乡间口耳相传的故事探寻黄隆生的足迹，展示这位台山杰出乡亲的光辉人生历程。
其故居并非永隆里
作为中华民国名人的黄隆生，他的事迹至今仍在台山人中流传。为了获得有关黄隆生及其亲人的第一手资料，记者近日来到其故居采访，在寻找黄隆生的祖居时却意外地遇到了麻烦。记者根据史料记载，来到台山市四九镇板潭村委会永隆里探访，到了该村后，发现该村村民虽然都姓黄，但村民却没有听说过村里出过这样的名人。一位镇干部告诉记者，如果村中真有黄隆生这样的名人，他们都应该知道的，因此他怀疑黄隆生是另外一个地方的乡亲。
出师不利，记者随后来到台山黄氏居正事业董事会进一步了解情况，并与曾在台山市图书馆长期工作过的蔡锋先生取得联系，经过交流后，确定黄隆生故居应该在台山市斗山镇六福村委会洞洋村。
故居保存完好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记者来到位于高铜线一侧的斗山镇六福村委会洞洋村，据说古时此地连绵的山丘上长满乌荞，是块福地，故立６个村为“六福”。热情的村委会书记黄惠文得知记者来意后，当即告诉记者：“我们这里确实出过一个黄隆生，曾经做过孙中山时期的中央银行副行长。”黄惠文话一说完，记者便知道找对了地方，因为黄隆生的确担任过孙中山时期中央银行的副行长，当时的行长是宋子文。
走进村落，发觉这个村子不像别的村子一样有许多传统民居。据村长介绍，由于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村里不少人都盖了新房，如今村里用青砖盖的屋子越来越少了。黄惠文指着一栋只有一层的房屋说：“这就是黄隆生的故居，现在已经没有人居住了，旁边两层的屋子是上世纪８０年代加盖的房屋，是黄隆生的亲戚黄泽堂居住。”这栋房屋从外观来看，住宅为青砖瓦顶的平房，远远望去与其他的侨房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从近处看房子的造型，约莫也有上百年历史了，但是保存得较为完好，是粤中（粤西）民居中一种典型三合院式住宅，也叫“三间两廊”式。
由于没有钥匙，无法进入屋内，但是记者从多个角度观察，房屋内部应和那些“三间两廊”式房屋一样，应有三开间正房，正房中间一间是厅堂，供奉着神龛，边上两间是次间，厅堂前为小天井则为纳凉等，两侧布置厢房，设厨房和杂物房，而小天井则是纳凉、吃饭用的。帮助照看房屋的黄泽堂说，房屋该有１６０多年了吧，虽然保存完好，但是由于年久失修，一些窗棂、房梁被白蚁蛀烂了，现在屋内就是堆放一些杂物了。
始终心系家乡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六福村委会有一间由旅南洋先侨创办于１９１７年的学校——植本小学，到今天该校拥有学生２００多名。据了解，尽管黄隆生多年在外并出任要职，但是对家乡的植本小学非常关注。他在广州期间，欣然兼任植本小学董事会名誉董事长，并出面联系乡中旅外乡亲捐资助学，还恢复了一度中断资助的植本学校基金会，使乡间相当一部分贫寒家庭子弟得以免费读小学，他还在台城建仓盈路建“植本学院”两间（现健康路９９—１０１号），免费供在台城读书的子侄住宿。
帮助照看黄隆生故居的黄泽堂告诉记者，对于黄隆生的直系后代他不清楚是何情况，但是黄隆生的两个侄子一直心系家乡，其中一个侄子还生活在泰国，今年差不多该有６５岁了，侄孙曾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期、中期回家乡拜祭祖先并看望乡亲；黄隆生还有一个叫做黄铁民的侄子，居住在广州，他曾多次跟老家亲人联系，就是在黄隆生去世后，黄铁民的妻子还嘱咐他们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帮助黄隆生一家及其后代拜祭祖先。
设计制作中山装
据蔡锋介绍，黄隆生少年时去越南河内当学徒，先学做鞋，后学裁缝，由于他刻苦钻研，成为当时河内著名的裁剪师，开设了洋服店。１９０２年，时在日本的孙中山应越南法国殖民政府总督之邀赴河内访问，黄隆生晋谒了孙中山后，立即参加兴中会，是越南第一个兴中会会员。他遵照孙中山的指示，发展了１００多名会员，成立了兴中会河内分会，该会积极发动旅越华侨捐款、购置枪械、印刷宣传品，接待并资助国内几次起义失败而流落去河内的革命党人。
１９０７年，孙中山再赴河内，将河内的兴中分会改组为同盟分会，并在甘必利街６１号设立领导起义的总机关，指挥当年４月的潮州起义、惠州起义，７月的钦州、廉州起义和１１月的镇南关（现广西友谊关）起义。黄隆生捐出巨款为起义购买军火，又派人去边境联络起义事宜。钦廉起义时，他亲自乘船送弹药上前线。上述起义失败后，黄隆生留在河内，继续从事革命工作。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后，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遍世界，黄隆生听到这一振奋人心的喜讯，立刻从越南回到了祖国。
当时革命党人服装繁杂，有的洋装革履，有的长袍马褂，因而有人建议统一服装，但穿什么又意见不一。孙中山先生见难以定夺，委托黄隆生设计制作新式服装，要求既要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特点，又要适合世界潮流。黄隆生参考了多种中外服装后，设计了几种款式，亲自缝制好，送给孙中山作选定，其中一种以英国学生服为蓝本设计的服装受到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党人的欢迎，这就是今天我们说的中山装了。近年来，有的书刊说中山装是上海一家缝纫店设计制作的，实际上是黄隆生设计后，因需大批缝制，孙中山委托这家缝纫店缝制的。《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中说，中山装的设计者是五邑人黄隆生。
中山装因其造型大方朴实，结构严谨持重，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年），国民党中央政府通令，将中山装定为党政官员的礼服，并在宪法中规定：文官宣誓就职时，一律要穿中山装。春季、秋季、冬季用黑色，夏季用白色。从形式上来看，中山装紧收颈部的衣领是一种压力与危机的象征；前襟的４只口袋标志着“礼、义、廉、耻”四大美德，并认为此为国之四门，门襟的５粒纽扣则代表国家行使的五权：行政、司法、立法、考试、监察；衣袋上的４粒纽扣含有人民拥有的四权——选举、创制、罢免、复决之意；袖口上的３粒纽扣则寓示三民主义之中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原则。所以说，中山装给人以一种信心和力量的象征，她蕴含着设计者强烈的主观意愿和设计理想，并与中国历史的背景和使命相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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